宋辽金绘画

  五代十国的纷争割据局面，因宋朝的建立而结束。随后的宋辽金时期（960年-1279年），中国绘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，其原因首先在于社会安定，统治者对绘画艺术的重视，如秉承西蜀、南唐旧制，发展画院，设待诏、祗候等职位，广纳绘画人才，甚至皇帝亲自参加绘画活动，宫廷画院盛极一时；其次是经济繁荣，绘画的地位随之提高，人们的欣赏品位也相应发展。反映城乡生活和社会风俗内容的绘画大量出现，绘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汉唐以来为政治、为宗教服务的范畴，更深切地接近大自然，接近生活，接近各阶层的人物。这一时期的山水画，在山石皴法、构图章法、透视比例、色彩铺陈上，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，技法丰富，质感强烈，气势宏伟；及至南宋，马远、夏圭等人又创对角式构图，以写江南湖光山色，简率豪放,遐思不绝。花鸟画则更趋严谨精致，饶有装饰趣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自魏晋以来孕蓄的文人画，到北宋时期终于形成气候，在苏轼、米芾、李公麟等文士的推动下，注重抒发主观情致的文人墨戏画逐渐形成新的艺术潮流，与画院写实之风相互辉映，促成宋辽金时期绘画的全面发展。

　　1.宏伟壮观的北宋山水画 北宋时期，人们从山水画中寻求乐趣的心态十分普遍，“不下堂筵，坐穷泉壑”成为社会时尚，反映自然美的山水画空前兴盛。 当时水墨山水画家的杰出代表有齐鲁画派的李成、关陕画派的范宽。李成善画烟林平远之景，变雄劲、深厚为清旷萧疏，现存《读碑窠石图》，表现文人旅途怀古之思。驴背上的旅行者伫立古碑前凭吊史事，发思古之幽情，而四野古木参天，老干虬曲，荒草疏疏，气象萧凉，启人遐思。 范宽的山水则体现秦陇一带突兀奇崛、森林繁茂的雄伟景象，气势逼人，如《溪山行旅图》，雄武壮美，大气磅礴，驰誉艺林。 其后之许道宁，多画平远的山川、野水、林木，以简易率劲见长，有《渔夫图》传世，绘江山奇伟，绵延不绝，现存美国纳尔逊--艾金斯艺术博物馆。 北宋中期郭熙的山水，以幽奇神奥取胜，布置造妙，变化多端，画山石形如“鬼面”，皴如“乱云”，写瘦树枯枝，状如“蟹爪”、“鸦爪”，有《早春图》，赞美春回大地，荡漾着清新的气息。他还著《林泉高致》，强调山水画要有“可居可游”的生活情趣，并总结“高远、深远、平远”的构图与透视方法。 北宋后期的水墨山水画以米芾、米友仁父子最为著名，他们擅长“墨戏”，善用多层烘染和横点子的排比，使水墨画的积墨、破墨、渍染、渲淡等技巧得以充分发挥，达到云山空蒙、烟云变灭的效果，世称“米家山水”。 就清山绿水而言，背诵的画风由灿烂辉煌转向柔和温雅，含蓄深沉，气势给为宏大。如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展示祖国锦绣山河的神奇美丽。全图12米，画面视野开阔，境界幽深，色调爽秀明快，展卷观赏，路转风回，美不胜收，令人有壮游千里之路。

　　2.“白描大师”李公麟 北宋的人物画，著名者有武宗元的《朝元仙仗图》，清秀娴丽，气度恢宏，而其构形技法，到北宋后期为李公麟（1049年-1106年）发扬光大，线条健拔却有粗细浓淡，构图坚实稳秀而又灵动自然，画面简洁精练，但富有变化；题材广及人物、鞍马、山水、花鸟，既有真实感，又有文人情趣，而且所作皆不着色，被称作“白描大师”。 李公麟虽为进士，但他并不热衷于写官场的升迁荣禄，却醉心于书画技艺，经常去皇家马苑观看名骏，或载酒出游，写生赏景。数十年来，他无一日不忘记自然美景。李公麟还善于汲取顾恺之、吴道子、武宗元等人的用线条技巧，注意飘逸凝练，神韵内敛，故而所作虽淡毫轻墨，却光彩动人。如所绘《维摩演教图》、 《临韦偃牧放图》，皆简洁而传神，生动活泼，动人心扉。据说他晚年重病在床，还以手指在被上划动，真可谓笃于绘画，至死不渝了。

　　3.苏轼与文人画新潮 北宋中期以苏轼（1037年-1101年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文学家纷纷参加绘画活动，不仅大胆创新，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反映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美术理论，给宫廷绘画占主导地位的美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。这股新潮日益发展，及至元代竟成为绘画界的主流，人们称之为“文人画” 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，主张诗画相融相通，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，物象有活的精神，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。他的传世作品《枯木竹石图》，绘干扭枝曲的枯树，若挣扎伸展，坚硬顽强；虽笔墨不多，却有孤傲险怪之气，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，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。在苏轼的倡导下，绘画讲究自我表现，追求意境、“神似”的风气，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认同。文同、李公麟、王诜、赵令穰、米芾父子等沿波而起，躬行实践，使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涵日益深厚。绘画有否书卷气也成为后人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。